她形容自己是一位“不安分的人類學家”,常常想要挑戰既有研究范式,在碑林、族譜、祠堂和村民的訴說中,尋找歷史與當下重疊的暗影,揭開掩藏在日常背后權力的呢喃低音。
“人家常常問我,你做了幾十年南中國的研究,為什么你現在跑到中東和非洲去了。我說沒問題的,對我來講中國不是一個固定的地方,而是一個過程,哪些過程最有意思、最有需要研究的地方,我就去哪兒。”
“人類學最要緊的就是培養同理心,了解和尊重他人……別讓界限定義你,應由你自己定義你的界限。這些都是讓我們可以被稱為人的最大公約數,可以達到這個境界的話,你的學術就有了普遍的感染力,這也是我從文學中悟得的道理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