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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香港導演高志森:娛樂是手段,表達對社會的思考才是目的

    廣州越秀區桂花崗,在一片建于上世紀70年代的居民區內,廣州粵劇大院就坐落在這里。香港導演高志森近期正忙于在大院里排練戲曲音樂劇《媽祖》。

    “香港市場小,成本高,很難有這樣的條件集合30多位演員一起排劇。而在內地,尤其是粵港澳大灣區,有著相當于十個香港的市場以及充足的資源,能做到商業與藝術的平衡。”今年64歲的高志森,曾創作了《家有喜事》、《花田喜事》等一系列家喻戶曉的經典喜劇電影。至今已執導了40部電影的高志森告訴記者,他的目標是50部,而且打算一直拍到76歲。

    創作之外,高志森也因為對公共問題的關注而為人熟知。2019年香港發生修例風波時,他選擇站出來發聲,公開斥責黑暴分子。這份對社會的關切,也體現在高志森的作品中。無論是學生時代創作的控訴殖民統治不公的話劇《閻王殿》,還是后來直指傳統中餐店痼疾的《雞同鴨講》,無一例外都蘊含著對社會問題的思考。

    “我拍了很多喜劇,給大家帶來了很多歡笑。但我認為娛樂是手段,向觀眾表達我對社會的思考才是拍這些電影的目的。”高志森告訴記者。

    喜劇背后的意義在于引發思考

    《閻王殿》劇照

    記者:您是從什么時候開始想要進入電影行業的?電影為什么如此吸引您?

    高志森:我八九歲時看了張徹導演的武俠片后就喜歡上電影了。他的《獨臂刀》我看了四遍,每次看到最后高潮的時候都會興奮地跳起來。當時我就覺得電影太厲害了,可以帶動觀眾的情緒,讓人哭、讓人笑,讓人興奮、讓人緊張,從此我就迷上電影了。

    小時候沒有什么錢看電影,我就把飯錢省下來買電影票。讀書時我媽媽每天給我2港元買碟頭飯,但我寧可只花1港元吃面包和喝維他奶,一周就可以省下一張電影票的錢。就這樣我每周看一部電影,邊看邊自學。

    也因為中學時花了太多時間在戲劇上,我的成績其實并不好。那時候我是學校戲劇學會的會長,校外還參加了三個業余劇團。中學畢業時,我已經寫了很多劇本了。去電視臺找工作時,我從書包里拿出厚厚一沓劇本,把工作人員嚇了一跳。

    記者:您在學生時代創作過什么樣的作品?

    高志森:我改編過魯迅的《阿Q正傳》、《孔乙己》、《祝福》等等。當時戲劇學會里有30個會員,我自己寫劇本,帶著他們排練。

    我編劇、導演的第一部在全校演出的劇叫《閻王殿》。講的是人們死后到地府里接受審訊的故事。其中一個被審的是李小龍,閻王仔細地問他為什么死、怎么死的……基于事實我們也發揮了一些想象。我還在劇里加入了當時香港的一些冤案。在英國殖民統治時期,有當地村民被英兵殺害。我就在劇里控訴了這些社會上不公平的事情。觀眾的反應很熱烈,一直鼓掌。

    這部劇的成功演出對我鼓勵很大。我發現戲劇不僅可以帶動觀眾的情緒,還可以把一些我個人對社會的思考分享給觀眾。

    記者:您學生時代的作品里就已經展現出了對社會的關心,之后創作的一系列經典喜劇電影,也有人評價為既能娛樂觀眾,又讓觀眾反思社會問題。您如何看待這樣的評價?

    高志森:我拍了很多喜劇,給大家帶來了很多歡樂。但我認為娛樂是手段,向觀眾分享我對社會的思考才是目的。

    比如,1988年拍的《雞同鴨講》,就反映了當時香港燒鴨店的很多問題。店員給客人一條毛巾擦手,毛巾可能比拖地的布還臟;給客人上茶,店員的手指都戳到茶杯里,砰的一聲就放在桌上;服務態度差、衛生環境不好、管理不善……這樣怎么競爭得過現代連鎖快餐店呢?傳統中餐店不改進是沒有前途的。這部電影上映后沒多久,香港開始出現一些連鎖中餐廳,衛生條件、服務態度和人員管理都改善了很多,也許這部電影也對他們產生了一些影響。

    當然對于社會的認知,我在不同的階段也有深入和膚淺的分別。以前我還可以接受一些嘻嘻哈哈的無聊笑點,但現在越來越覺得笑的背后是不是也可以有一些意義。所以在香港2019年出現黑暴時,我拍了很多網絡視頻,用嬉笑怒罵的方式來諷刺黑暴分子,公開表達我的態度。

    大灣區將打破“港產片”的發展局限

    高志森在導演戲曲音樂劇《媽祖》

    記者:近年來您與內地合作創作了不少舞臺劇,比如您正在導演的戲曲音樂劇《媽祖》。您為什么選擇來內地發展?

    高志森:我覺得《媽祖》在香港是不可能排出來的。我們光演員就有30多位,香港成本高、市場小,很難有條件找這么多演員一起排劇。香港畢竟只有700多萬人口的市場,無論是舞臺表演還是電影,甚至是電視劇,香港自身的發揮空間已經非常有限了。就像這些年有人說“港產片已死”,我覺得也是因為香港市場太小帶來的創作局限。

    所以我現在更加重視的是粵港澳大灣區的市場。大灣區有8000多萬人口,相當于十個香港市場,發展空間巨大。內地政府也推出很多政策來支持影視發展。所以我認為比起香港,在這里更能達到藝術與商業的平衡,也能打破以往“港產片”的發展局限。

    記者:香港回歸以來,兩地電影文化交流日漸頻繁。2003年《內地與香港關于建立更緊密經貿關系的安排》(CEPA)簽署后,香港與內地合拍片在人員、題材、配額等方面的限制被大大放松,出現不少“叫好又賣座”的主旋律電影合拍片,例如《智取威虎山》、《長津湖》等。您如何看待兩地電影的交流合作?

    高志森:我覺得CEPA的簽署給了香港電影人更多來內地發展的信心。這些年不少香港導演都來內地拍片,將香港電影的一些成功經驗運用到了合拍片里。

    比如你提到的這幾部主旋律電影,擺脫了傳統意義上主旋律電影的刻板與公式化,充分借鑒香港電影打動觀眾的手法,讓“主旋律”真正成為了“賣點”,我覺得這是很好的。香港電影的特點之一就是從觀眾出發,我們一直以來接受的訓練就是如何打動觀眾,將觀眾的接受點作為我們拍攝的立足點。

    另外一個香港電影經驗就是對資源的有效利用。拍攝現場每一分每一秒都是錢,香港電影人很注重如何用更少的資源、高效率地解決問題。這一點也對兩地合拍片有所貢獻。

    如果我76歲還在攝影機旁就是最大的幸運

    記者:您覺得粵港澳大灣區的電影工業發展是否還存在不足?您希望未來有些怎樣的改變?

    高志森:我認為目前技術、人才、創意等方面都沒有不足,但亟待解決的問題是發行。

    我們一方面要考慮如何利用有效的資源把宣發做好,將觀眾吸引到電影院來;另一方面,如何讓好電影獲得好的排片也是一個問題。有些電影口碑很好、質量很高,但沒有明星出演、投資少,可能就只能排到早上10點這樣客流量少的場次,很難拿到好的票房。

    要解決這個問題,我建議成立一個推薦委員會,將值得推薦的好電影提名給影院,給好電影多一些機會。同時也可以提前做問卷調查,邀請一些觀眾看電影,不提前告訴他們是什么電影,根據觀眾的評價再來確定排片。

    記者:您未來有計劃和內地合作拍攝電影嗎?

    高志森:有的,我現在有兩部電影正在籌備中。我25歲拍第一部《開心鬼》時,就給自己定了一個任務,一生要導演50部電影。現在拍了40部,還差10部。

    我想一直拍到76歲。因為我非常欣賞的3位導演都是在76歲的時候,拍了他們一生中非常重要的作品,分別是黑澤明的《亂》、大衛·利恩的《印度之旅》和希區柯克的《大巧局》。所以如果我76歲的時候還在攝影機的旁邊,那就是我最大的幸運。

    網絡編輯:柔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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